5G走向商用，机遇与挑战并存，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5G商用步伐，5G发展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什么重要意义？5G的应用前景在哪里？运营商投资和盈利之间是否有平衡之道？带着这些问题，《人民邮电》报记者独家专访了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产业室主任史炜，在他看来，5G商用要有大产业的视角，面向实体经济落地，其中工业互联网是5G最佳发力点。对于备受关注的5G早期的投资难题，他认为可以通过多元化融资来解决。

对此，史炜解释说，现代化的工业体系的核心是工业的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而实现这“三化”的重要途径就是以大数据应用和5G智能网有效推进来实现物物相联。实现大数据与工业物联的底层技术是计算技术，支撑计算技术的是计算方法，它为工业生产和服务之间的流程提供高效的数据对接，为ICT技术带来新的应用场景，畅通了产业通路，让数据流转起来，真正发挥大数据的价值。

在这个过程中，5G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4G时代，移动通信的传输速率无法提供低成本的工业互联，而5G网络的“大带宽、低时延、高可靠性”的特质为降低工业互联网的成本提供基础和条件，才可能使制造业、实体经济的互联网应用具有经济可行性。

同时，工业互联网应用中，工业流程的商业信息加密和密级划分是重要诉求。5G带来的高速计算和可靠性为商业项目的运行创建了更高端的加密系统，并且为实现工业云和私有云的对接与闭环提供了基础条件和商业价值。没有5G，这个链条无法打通，没有“高速路”传输这些数据，工业物联网也无法正常运行。“当数据量足够多的时候，传输不畅会导致数据阻塞、流失、泄密等情况。”史炜解释说。

从另一角度来看，5G的发展还需要政策的支持，包括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人才政策、税收政策、对外合作政策、法律法规等，这些配套体系的支撑也是关键。

“可见，5G商用并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它是一个技术与产业的综合性系统工程，而非纯技术概念。”他以工业互联网为例，此前，工业企业的转型更多停留在政策和管理层面的变化，从未涉及物的管理，即便有，也是简单地保持机器整体运转，单凭简单的仪表，只能片面地了解机器内部的运行情况。然而，机器可以被看作有血有肉有骨骼的有机体，在引入传感器后，工厂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去感知机器的每一个部件，以及各个部件之间的运行情况，抽取这些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后，可以找到影响机器运作状态和效率的临界点。例如，通过电压电流的数据变化预判机器将出现效率下降、成本上升的情况，并通过智能控制系统调节相关参数使得机器运转效率最高、废品率最低。对于工厂而言，数据分析系统与智能调控系统可以让机器长期处于最佳状态。他补充说：“这在4G时代实现不了，因为网络传输和数据处理不够，稳定性差，而5G解决了带宽、延迟和容量三大问题，工业应用前景将非常广阔。”

那么，5G商用的短板在哪里呢？史炜认为：“我们在谈论5G商用的时候，考虑更多的是设备终端，这是3G和4G时代已经犯过的错误，这个错误现在还在延续。” 他解释说：“在我国新旧动能转化过程中，5G能够起到推动作用，因此，全行业一定要有大产业的视角，设备和技术交给工程师们去实现，5G如何落地才是最需要关注的问题。”

在史炜看来，5G落地的重点就是实体经济。“从我近期的调研来看，很多企业都想借助5G发展大数据，但却忽略了5G和大数据之间的关系，所以把大数据做成了数据库，而5G就是打通二者之间最有效的手段。”

工业互联网是5G最佳发力点

5G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史炜判断，5G需要几年时间配套产业才能完善，其关联产业中能走到世界前沿的，一定是工业互联网。

在史炜看来，我国虽是互联网大国，但是核心技术实力却落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因为3G和4G所形成的各种互联网业务大都应用于消费层面。而发达国家从3G开始，网络技术主要用于工业和信息技术的融合。这一局面的产生与我国国情相关，我国工业基础落后，在3G和4G时代，工业还不具备承载3G和4G应用的能力。从投入产出和成本核算的角度来看，制造业和加工业找不到一个通过通信技术进步来降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同时，研究机构也没有把重心放在这个领域，国家政策也没有向这方面倾斜。在5G时代，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局部试点、重点突破，去拉动整体，重点解决近20年来信息技术和工业融合的问题。

事实上，二者的融合发展是有先例可循的。他举例说，此前，信息技术和工业生产的融合大都是在管理和核算环节，而现在一些企业已经推广到工业生产环节，实现了机器大物流和工艺流程的同步。

他建议，国家要在5G和工业互联网的融合上做出实质性的规划，而不仅仅是原则性的规划，比如在哪些领域实现突破、采用怎样的扶持政策等。他举例，目前可以看到，“5G+工业互联网”的模式可以在精密机械装备、重型工程机械制造、船舶制造、汽车制造等领域进行突破，这些领域都具备实施工业互联网的产业基础。在这些行业的创新过程中，国家要提供专项资本进行扶持，要允许各种创新费用纳入成本抵扣税收等。

此外，史炜还建议国家牵头推进一些实质性的试点工作，由对省市县的试点变为对重点样本企业的试点。试点不仅有审批、考评机制，还要建立跟踪机制，成立专门机构长期追踪实际效果。这些试点需要把国家专项资金和地方专项资金捆绑起来考评，不能搞形象工程。

多元化投资缓和运营商早期投入难题

不久前，三大运营商在财报中公布了5G投资的相关数据，有评论认为，这些投入并不如预期。而事实上，盈利的压力已经被三大运营商顶在头上多年。对于5G先期投入和盈利的两难境地，史炜认为，除了国家政策上的倾斜，运营商要扩展多元化的融资渠道，用生产力的改变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

在5G投资上，史炜认为，很多人混淆了投资主体的概念。他解释说：“运营商投资是基础设施建设，是国家战略，而应用商投资是要考虑真金白银的投入产出，是企业战略和产业战略，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但是，运营商必须加大投入，如果道路不通，高速费便无从谈起。”他补充说，“当然，国家也需要给电信运营商一些政策上的倾斜。”

那么，运营商自身能如何应对？史炜建议，把多重产业的引入放在第一位，把所有权的改变放在第二位，这样才真正能够反向利用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他表示：“中国联通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引入互联网公司，这种做法实际是引入了一个新的生产力组合，然后借此建立新型生产关系，通过生产力的优化，来实现生产关系的优化，从而实现企业所有制关系的优化。这样运营商在需要投入时，就能从多渠道实现收入的补偿和利益的重新分配。”

除了生产力，主管部门还要在生产方式上想办法。史炜表示，运营商既是一个公益性组织，又是一个经营性企业，这就要主管部门明确划分考评内容：一种叫政策性的收入和成本，一种叫经营性的收入和成本，二者分开考评，如果裹在一起，会捆住运营商的发展之手。

此外，史炜还建议把在5G应用领域有潜力的大型企业和运营商捆绑起来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谁投资谁受益，谁投资谁享有股权收益或者其他投资收益。”他分析说，“一是解决5G前期投入资金短缺的问题；二是在投资的过程中，哪家企业有比较明确的应用，前期突破的试点就放在哪家企业；三是可以把投资的一部分转化为社会融资，对社会、产业、投资人定向募集，这样对推进资本监管的有效性大有裨益，让5G投资和国有企业改革同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