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把“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及成套工艺”，作为我国科学发展重中之重的重大专项。不过，截至2004年年底，世界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总量为102万件，而我国内地申请的专利总量仅为4791件，为世界总量的0.4%。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所面临的国际竞争形势，迫使人们从新的角度考虑该行业的自主创新。
<半导体RONG> 一种重要的研发组织模式
研发是创新的源泉，但研发能否成功，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人才和技术路线的选择、投资的强度和时机、研发群体的组织模式和激励机制等，而“组织模式”是十分重要的。
一般来说，研发组织模式共有四类：一是政府资助系统，如863计划、973计划、自然科学基金等；二是大学、科研院所科研；三是企业独立研发；四是产前研发联盟。
政府资助系统主要针对基础研究。以计算机基础研究为例，863项目资助的研究大约占70%。基础研究项目一般都由大学承担。
科研院所一般既承担基础研究，也承担所属部门的通用应用研究。以中国科学院为例，既完成了重要的基础研究，也进行了出色的应用研究。2004年，中科院系统在Nature和Sci-ence上发表论文28篇，与中国大学发表数量相当，同时开发出了3595件技术专利。
企业独立研发主要是针对产业大生产技术进行研究。第一个获得大生产技术突破的企业可以获得“第一行动者优势”。企业所需要的基础研究，一般委托大学来进行，如英特尔几乎把所有的基础研究都委托给大学来做。
产前研发联盟是指为整合研发资源，产业在建成的联盟基地内共同进行“竞争前研究”。竞争前研究旨在创造出可以转让的知识(原知识)：这些知识尚未具备市场交易形式，但联盟成员可以将这些知识以新产品、新工艺的形式商业化，从而形成企业间的产后竞争。相对于企业独立研发，产前联盟对于组织产业大生产技术应用研发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
成功的产前联盟什么样
由于产前联盟各成员在“共同的研发平台”上进行创新活动，因而有助于实现经济学上的多种效应，譬如交叉受益效应、成功乘数效应、在干中学的效应，以及减少知识扩散成本、防止重复、减少试错成本和通过研发人员的隐性知识交流创造新知识。这样一来，产前联盟比企业独立研发能够产生更多的技术溢出，因而可以放大参与单位研发投入(资金、人员)的效率，从而产生更多的产业有效研发投资。
产前联盟这一比较优势得到了经济学界和产业界的广泛重视。经济学家论证：就大生产技术研发活动而言，产前联盟模式下创造的社会福利要比企业独立研究的社会福利更多。
那么建立一个成功的产前联盟需要哪些条件呢？
一是建立“产前联盟研发中心”，即上述“共同研发平台”。这不仅可以使联盟的研发活动摆脱依托方制约，能够以整个产业发展为己任，更重要的是能够充分减少研发人员之间的地理距离，促进不同参与单位的研发人员之间的隐性知识交流。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只能传输可以编码、储存而不失真的显性知识，视频交流似乎可以传递隐性知识，但产前联盟不仅仅要进行思想创新，还需要在微型晶圆厂进行试产，这需要面对面的接触。
二是参与方选派优秀人员参与研发。一般技术通常是显性知识，可以用专利做载体；而核心技术通常是隐性知识，是以优秀研发人员为载体的，人到哪里技术就到哪里，只有优秀的人才才有富裕的技术溢出。国际知名的集成电路产前联盟都是如此，美国LSI工业协会(SEMATECH)聘任了集成电路产业界普受尊重的Bob Noyce(集成电路平面工艺的发明人)为第一任主席，其目的就是为了从成员企业吸引能干的研发人员。我国开发三级MECCAD系统时也有类似的经验，集中了全国众多优秀的专家到北京攻关，因而确保了该系统在1992年研制成功。
三是创造有益于交流的氛围和环境。交流需要诱导，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的创始人就设计了种种措施激励员工们交流，进而走上了“开放知识”的正轨。这一努力对于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的成功产生了重要作用。
四是设计好的“技术蓝图”。1994年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的技术蓝图是由来自产业界、学术界、政府和国家实验室的240位科学家和工程师制定的，权威的技术蓝图对于更有效利用资源、防止市场过度竞争、防止研究过度超前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ST)也很好地注意了这一点。该联盟按照研发项目与商业应用的“距离”来分配任务：“最远”的研究由新成立的独立实验室进行；“次远”的研究寻找几个参与者共同完成；“最近”的研究由某个企业在引导生产线上进行。
龙头企业为何也要加入
作为一个企业、尤其是行业龙头或垄断企业的决策者，在考虑是否加入产前联盟时有两个值得犹豫的困惑，一是是否会影响企业获得“第一行动者优势”，二是是否会影响行业龙头企业的垄断地位。
实践证明，“第一行动者理论”在集成电路产业界大生产技术研发领域越来越失灵，英特尔和IBM各自独立研发6英寸和8英寸技术的失败就是明证。两家企业原先都认为，独立发展出新一代技术将优先获得政府大宗采购订单、政府追加研发补贴以及第一笔下游企业订单。由4英寸过渡到6英寸是由英特尔主导完成的，由6英寸过渡到8英寸是由IBM主导完成的。事后两个公司的负责人都说，“独立承担这种技术转换付出的成本远比第一个获得这种技术带来的好处要大的多”。另外，独立开发出的新技术没有为产业设立统一的标准，比如，IBM开发的8英寸线没有为产业设立统一的“标准设备界面”，这严重地影响了新技术的利润率。
当面临由8 英寸过渡到12英寸的问题时，英特尔和IBM改变了思维。这里有技术的原因。第一，由8英寸过渡到12英寸需要的成本比前几次技术过渡的成本要高出一个数量级：从6英寸到8英寸要10亿美元，而由8英寸过渡到12英寸当时估计需要100亿美元，这是单个企业难以承担的。第二，有大量的标准需要重新设立，这不是一个企业可以很快完成的。在汲取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当8英寸技术过渡到12英寸时，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龙头企业的决策者们均摒弃了独立研发的思维方式，而改为结成研发联盟。美国在1995年成立了I300I，日本在1996年成立了Selete。这两个联盟对于发展12英寸技术，特别是为产业设立标准，减少重复研发，产生了重要作用。
英特尔公司独立开发CPU似乎是一个反例。不过，中国每一个行业都缺乏英特尔这样具有强大独立研发能力的企业。因此，与其独立争取第一行动者优势，不如联合起来，并在联盟内取得科学家的帮助争取共同行动优势。
企业参与联盟似乎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培养了竞争对手，对己不利；但另一方面却由于技术的外溢增加了整个行业的利润。其取舍的外部条件是：在产业作为一个整体受到巨大的国际竞争威胁时，明智的选择是先谋求增加整个行业的利润再由此确保自己的利润。正因为如此，美国的SEMATECH、I300I，日本的VLSI、Selete，欧洲的IIC均组建于国内集成电路产业出现“集体危机”，而不得不采取“集体行动”之时。
建立集成电路产前联盟正当其时
基于以上思考，我们认为建立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产前联盟有助于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一，建立产前联盟有利于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找到最佳技术路线。
产业技术史表明，每个产业实际上都存在一条“最优技术路线”，参与产前联盟的企业将按照共同的技术路径接近产业最优技术路径，而非参与企业围绕着最优产业技术路线随机波动，造成研发重复和资源浪费。
第二，建立产前联盟有利于为产业提供更多的专利并为专利提供保护伞作用。截至2004年底，世界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总量为1024227件，而中国内地企业申请的专利总量仅为4791件，为世界总量的0.4%。缺少自主知识产权是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经济学家对日本145个政府资助的研发联盟14年(1980—1994年)的表现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参与联盟对于增加知识产权是极为有益的。知识产权保护仅靠国家法律是不够的，经济学家阿罗对此做了深入的分析：“没有哪项法律保护能够使像信息那样的无形商品具有彻底的专用性。信息在任何生产过程中的使用必定使其被披露，至少部分被披露。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提供了一种信息流动的渠道。法律对知识产权只是提供了一个不完全的保护，因为信息之间的惊人相似性使我们很难对一个信息给出完全明确的定义并进行彻底的保护。”在知识产权纷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产前联盟对于参与企业的专利提供保护伞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建立产前联盟有利于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制定标准。我国现在发展系统芯片SOC是一个很好的机遇。系统芯片的重要支撑技术之一是IP库，这里有大量的标准需要建立。IP库的建立使我们可以反复应用已经过验证和优化的具有知识产权的模块。利用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产前联盟来建立面向全国的IP库对于整个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相关的大学、科研院所、集成电路设计公司、集成电路加工工厂、封装厂应尽快着手组建“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产前联盟”。这个联盟的上游是大学、科研院所，产前联盟负责将它们的基础研究转化成面向下游集成电路企业的大生产技术。
有经济学家指出，最低端的竞争是“价格竞争”，最高端的竞争是“新组织类型竞争”。《2004年度中国集成电路企业发展状况及IP现状调研报告》中指出，中国绝大多数集成电路企业还停留在价格竞争水平。建立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产前联盟即是帮助中国集成电路企业摆脱低端的价格竞争，使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与世界集成电路产业展开“新组织类型竞争”，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贡献。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微电子发展战略研究室)
第11届国际集成电路研讨会暨展览会日前在北京举行。图为工作人员在展会上展示一家公司推出的机顶盒解决方案设备。
（源自：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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